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四大危机及其转型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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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当前不仅在许多专业人士那里，甚至也在许多社会人士心里，都有一个佛教发展方向的大疑问在。

     例如，昨天，在我友人王礼强博士（他是一位弘扬易学的专家）建的一个朋友圈中，一位名为Jack Yang的朋友，向我提问：“我了解印度教与印度人的世俗世界很贴近，更有日本的僧人可以经商，从政，娶妻生子，中国的道教，佛教与我等俗人距离感很远，缺乏生活化，娱乐化，你认为这是将来发展改变的方向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发声，群中另外一位叫”代建红”的朋友立即响应：“如果法师都经商从政娶妻生子，那本身都不净何来教化引导他人。”

     我尚不清楚两位朋友的身份，但是从写出的文字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对佛教的问题有思考的社会人士。他们两位的观点似乎相左，也正好代表了目前社会人士关于佛教发展方向的显然有所不同的预期。

    （二）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下午的时候我稍稍加以思考，也在群中写下两段话，表示我对两位朋友的问题的回答：

     佛教现代化不管未来如何进行，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失去清净性和神圣性，所以“代建红”的观点，我同意的。

     同时历史上一直把佛教窄化成了僧团佛教，其实佛教信仰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三宝信仰，二、四众弟子制度，三、全民享有，法界共建。我们由于历史及文化的原因，基本上把佛教窄化成了“三宝信仰”，今后佛教转型发展的艰难出路，应该是：确保僧团的纯净，建设四众的制度，并由此覆盖社会。所以，百年以来的现代人间佛教，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写了上面两段话后，群中的朋友都给我点赞。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他们的真心，还是出于礼貌（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素质很高的群），但在我而言，虽是两分钟写出上面两段话，却是我近三十年思考、研究中国佛教发展方向问题的一些结论。

     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迄今为止我个人学术兴趣的大部分，都和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问题，有不解之缘。曾经依次研读过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澄三位大居士，及太虚、印顺、星云三位大法师的著作，所以他们的问题一一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问题，也一直是我的佛教学思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所以，应该感谢这两位朋友的提问和讨论，让我有机会次日整理学思，并能坦率地整理、发表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三）当前中国佛教文化面临四大危机

      在这里首先要声明，我这里谈的“中国佛教”是从总体和宏观的角度谈的中国佛教，我所观察和着眼的中国佛教，不是哪一部分人的“中国佛教”，不是哪一个群体的“中国佛教”，自然更不是哪个个人的“中国佛教”。

      我所谓“中国佛教”的概念，包涵了思想、观念、实践、制度、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成分，既包括大师、大德、名家、硕德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佛教，也包括无数信徒、无数无名之辈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佛教，也就是说在我的概念里含摄了通常所谓“精英”及“大众”两个层面的佛教。我这里所谓的中国佛教，还不仅是那些被称为信徒的信者心目中的佛教，甚至也包括那些不一定信仰佛教、但却对佛教怀有兴趣的一般社会人士所思所想所议所说的佛教。

      所以，简单言之，我这里说的“中国佛教”，基本上可以说是当前中国佛教文化的代名词，这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界说的“中国佛教”。“文化”里面好逃生，藉此名相的宣示，对我此文若有感到不快的佛教激进人士，希望不致罪我。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得不说，也不殚于坦恳认：在当前的中国佛教或中国佛教文化中，确实面临着诸多严重的问题，或者说面临诸多的危机、挑战。在过去的书和文章里，我说到过三大危机，今天我要补充一下，这里谈当前中国佛教或者说当前中国佛教文化面临的危机，我以为主要是以下四大危机：

     首先是过度商业化的危机；

     第二是心灵鸡汤化的危机；

     第三是神秘主义因素依然严重的危机；

     第四是原教旨主义倾向正在孕育、发展的危机。

     我相信我们这里不需要详细解释四大危机的内容，因为道理很简单，你我都懂的。佛教的存在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系统，因此长期累积的不良社会共业，似必也反映到今日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最近明贤法师等一大批教界、学界的佛教人士，以联署方式来抗议社会上一些人对佛教的诽谤，让人拍手称快，感觉到我们的佛教有觉醒的趋势，有主体性自觉的趋势，这点委实可喜可贺。

不过，在欢庆之余，谤佛问题的另一面却值得我们深思：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越过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的对佛教的诽谤，难道不正说明我们当代的佛教文化本身还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所以值得我们批判地反省？

     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佛教发展的“方向”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出发点：从佛教信仰的基本内容看当代中国佛教转型发展的方向。

    （四）佛教信仰的基本内容

     我们当然可以罗列许许多多的内容，作为佛教信仰的“基本内容”，例如我们可以罗列因果报应、四谛法轮、三法印、十二缘生等等许多学说、思想，作为佛教信仰的“基本内容”来看。

     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本文却不打算这样做。个人认为：我们应当设法在传统佛教中，着力寻找、建构那些比较本真、比较抽象、比较一般、也比较普世的理论、实践或制度，作为我们所理解的佛教信仰中带有本质性、规律性、普遍性及原则性的东西，而这样一些理论、实践或制度，应该同时对于我们今后继续发展、创新佛教的思想、信仰，应该具有理想、规范和促发、引导的意义。

     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角度，在回答朋友群的提问时，我提出三宝信仰、四众弟子制度、人类共有及法界共享这三个层次，作为我所理解的佛教信仰的基本内涵。

首先，三宝信仰，这是每一个佛教徒都耳熟能详的内容，因为这是作为信徒每天早晚课都要重复的内容，也是一般寺院、道场佛教教育的基本侧重点。甚至，在一些道场和团体中，这已是佛教信仰、佛教教育的全部内容了。

     佛如宝，法如宝，僧如宝，所以称为“三宝”。“宝”这个字，梵文ratna，字面是珠宝之义，表示作为伟大觉者的佛陀，作为佛陀所觉的法即普遍的宇宙真理，作为真善美圣神的体现的清净圣者团队，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其次，佛陀制定的有关四众弟子的思想和制度，是佛教思想、信仰中另一项最重要及最有深远意义的内容。四众，即是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简要言之，即出家二众，及在家二众。也有开四众为七众的，即加上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不过七众也同样归结为出家、在家二众，本质上与四众一致。

     四众制度的精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它说明了无论男女、在家、出家，都是佛陀的弟子；其次，它为僧团以外遍布社会各届的在家信徒的规范与管理，作出了制度化的表率。在原始佛教经典中佛陀每一出场，常有四众弟子亮相，在大乘佛教经典中围绕佛陀身边的，既有比丘团也有菩萨众，这样的经典表法，本质上都是在彰显四众弟子制度是佛教的一项根本大制度。

     其三，是人类共有、法界共享的信仰。佛教的思想信仰从来就不是特定族群的思想信仰，而是全体人类的思想信仰；佛教的思想信仰甚至不仅仅是全体人类的思想信仰，而是全体法界及全体众生的信仰。破除人类的族群隔阂，阶层隔离，地域隔阂，文化隔阂，性别隔阂，甚至破除人类为宇宙中心这一人类集体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思，应该是佛教思想、信仰中最为深奥的内容。

     原始佛教经典中对于种姓制度的批评和放弃，是作为人类伟大觉者的释迦牟尼佛所倡导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方面，而觉知“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则是这位觉者所觉的内容的深度层面及广度层面。今天，佛教这种思想、信仰已经受到无神论思想、科学主义思潮的多重冲击，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坚定地指出：人类共有、法界共享的思想、信仰，是佛教思想、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三者一起，构成佛教思想、信仰的完整体系。如果我们只取其中一个方面，认为惟有它代表佛教思想、信仰的本质内容，对于佛教思想、信仰的完整性、全面性，就不免有所委曲；如果我们在三个层面中加以虚妄分别，一定要在三个层面中分个高低上下，那也非常不妥。因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五）从佛教信仰的基本内容看当代中国佛教转型发展的方向

      行文至此，终于再次回到了本文最核心的关怀，我们通过对于佛教思想、信仰的上述思考，究竟可以为当代中国佛教的转型发展问题，吸取到何种经验和智慧呢？

      为什么要提佛教的“转型发展”呢？我知道有些人看到这个题目，会情不自禁地反对。见到“转型”的字眼，见到“发展”的字眼，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就要摇头，叹息，反对，这种情结，其实说到底就 是我前文提过的当代中国佛教或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第四大危机一一原教旨主义思惟方式和思想倾向的危机。

      在拥有原教旨主义思惟方式的人看来，任何东西都是愈古愈好，是古非今，厚古薄今，乃是中外一切原教旨主义思考方式的共同特点。这种思想倾向，不仅使得我们看不到宗教信仰活动的历史事实，也让我们把握不到宗教信仰活动的历史演变规律，而更加要命的是，它会使得人们无视甚或曲解那些在宗教信仰史上关键时刻推动信仰发展的人们所做一切艰辛努力的意义。最后，由于原教旨主义者不愿认真理会历史、现实及未来这些纬度，也就无法为未来宗教信仰的开显指示出真切可靠的方向。

      其实，了知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的人，心中都清清楚楚：佛教作为人类宗教之一，同样必须随顺历史、文化、社会、人心的脚步，在随顺当中加以引导，在引导中适应、调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过程正是我们所谓的佛教的“转型”和“发展”。你能说部派的长老们没有推动佛教向理论化、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进展吗？你能说龙树菩萨没有推动空性正见的大规模的掘发、弘扬吗？你能说六祖惠能大师的禅宗没有推动佛教更加贴近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当下生活吗？

      其实，如果你抛开许多成见，能够真正读懂佛教的经典，就会懂得诸佛菩萨圣者都是依据善巧方便智，设教、立乘、度众，《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诸多大乘经典，无不透过对佛陀本怀的省思，揭橥佛教弘法度众须有善巧方便智慧这一重大思想义理。我在我的研究中，已经多次向大家报告过这一议题。善巧方便智，简略言之，就是与般若智不一不二的圣智，它侧重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生理、心理，是将人类导归佛陀无上正觉的智慧。一切佛菩萨圣者正是依据其内在的善巧方便智，才得以推动佛教不断活化慧命，延续慧命，与时俱进，落地生根，从而推动了佛教的不断调整、适应、革新及发展。

      我们可以质疑一个人所具有的方便智慧是不是真正的方便智慧，但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一切圣贤皆有方便智，一切行者、学者，亦皆学行这种方便智。鉴往可以知来，我们根据以上的分析，尝试在这里阐述一下我们对当代中国佛教转型发展方向的看法。

     （1）坚持三宝信仰，净化三宝信仰。我个人觉得坚持三宝信仰传统，是基于对于佛教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今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必须长期持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坚持三宝信仰，其中一个关键是维护僧宝信仰和僧团制度。明贤法师曾经宣示：在当代社会，凡夫僧“非但福田性质不变、福田价值不减，甚至在当前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浪潮中，必将成为更多国土更多人来培种福因的良田”。这是当代中国佛教中坚守僧团福田立场的一个极为强势、有力的声音。

      我原则上同意和支持他的上述看法，但是审视今日中国佛教的现状，也必须客观地指出：中国佛教长期坚守三宝信仰及僧宝信仰传统，直至今天仍然可以说最广大的佛教徒群体，都把自己的信仰和福德增上紧密地关联于僧宝那无须分析和思考的“福田”性质上，因此关键并不在于这一信仰传统能否得以维系，而是这一信仰传统能否实质性地、不变质地真正得以维系，以及在当代及今后的中国社会这一信仰传统及制度建构是否能够发挥真正引领信仰及社会的正能量作用，这一切其实可能基本上取决于今日僧团自身的角色省思、精进办道。

      我们充分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充分地理解，在今日整体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僧宝的纯净化，还是僧团建设的各项事业，也都面临各种困难和考验。但是一个受到佛陀嘱付和祝福的世间圣人团队，一切真正是无可推诿，我们确实应当把怀疑、质疑及压力变为僧宝革新和前行的不竭动力。

     （2）建构合理的四众弟子制度，充分发挥广大信众的信仰主体性、自觉性。如前已言，无论是基于一般的观察，或是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都可以看到：四众弟子制度由佛陀亲制、亲宣，可以说是我们的伟大教主佛陀设立的一项事关佛教前途、命运的根本大制度。

      但是同样，我们也必须客观地承认：在佛陀之后，可能真正发心关心一般信众的修学及其在佛教中本应具有的角色地位的人并不多见。在家二众，事实上可谓有“众”而无“团”，几如一盘散沙，其在汉系佛教中基本的存在意义，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蜕变到只是纯粹“供养人”的意义。

      而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清楚，其实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运动，本质上相当程度是一场“白衣”运动，也就是在家信众要求在佛教信仰上加强主体性、自觉性的运动。遗憾的是当这场运动结出了累累硕果，菩萨乘佛教的理论与实践此后成型为佛教的一大经典范式系统时，这场运动的最初动因再次被人遗忘或忽视，僧俗严重不均衡、合理的四众制度难以有效建制的情况则继续如故。

      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已经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如今，公民权利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平等与尊严的理念已经成为流行理念，国民教育已经在全中国范围普及、也在世界大范围内普及，人民群众文化水准普遍提高，一般社会人士佛学知识水平及获取佛学知识的渠道，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而当前网络的体系化不仅使得佛学教育在方法和手段上更加便捷，也必将促进居士佛教教育及社会佛教教育在理念及实践上的飞跃发展，近期中国大陆佛教中如道法法师、杨新宇、蒋劲松等先生推动的大众阅藏运动，就是在网络时代推动在家信徒佛学教育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总之，我们认为更加积极地思考和建立更加合理的四众弟子制度，更加积极的确立每一位普通佛教徒的信仰主体性与自觉性，更加积极的建立广大信众合法合规的组织体系，更加积极的探索建立佛教联系社会的渠道和功能，已经不仅就佛教思想信仰的内在传统而言，就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治理而言，也都愈来愈具有必要性、迫切性、现实性及可能性了。

     （3）以全人类及全法界为着眼点，构建全体人类共有、全体法界共享的佛教。佛教的世界观，是六道升降的世界观，是四圣六凡十法界的世界观，是四生九有一切众生的世界观，是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的世界观。佛教的特殊世界观与佛教的特殊智慧相对应。佛教的特殊世界观向内引申，就是佛教的特殊智慧；佛教的特殊智慧向外推出，也就是佛教独有的世界观体系。

       根据佛教这一世界观体系，我们既有重视此时、此地、此人的视角与立场，也有超越时空，关照到悠远、无限以及整体的角度和考量。所以不重视以人为本，不重视人类的尊严、价值及其殊胜性，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佛教世界观；但是若将以人为本，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导致一定的非鬼神主义的立场，也显然不符合佛教世界观的正解。在佛经中佛陀对全法界的众生说法，并非仅仅对人类说法，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同样是在佛经里，佛陀必定最后生选择托生于人道，要在殊胜的特殊的人道，完成他的觉悟之旅。

      所以，佛教不仅是精英人群的佛教，也是普罗大众的佛教；佛教不仅是特定阶层的佛教，也是全体社会的佛教；佛教不仅是印度的佛教、中国的佛教，也是全人类的佛教；佛教不仅是全体人类的佛教，还是全体法界的佛教。

      百年以来从太虚大师所倡导到星云大师所实现的现代人间佛教，在“纠偏”的意义上，已经纠正了汉传佛教元明清以来不重人道、偏重天道及鬼道的弊端；在“显正”的意义上，已经高度关怀佛教的普及化、社会化、大众化，今后需要更进一步，我们不仅应当推广全人类普覆的佛教，还应当积极建构人道与法界辩证互摄的佛教，并且开发相应的实践法门。

      我曾说过：弥勒下生、娑婆净土的实现，应当是佛陀教化的圆成，是佛教的重要标准，当然也是人间佛教的重要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看，佛教尚在路上，人间佛教也尚在路上。

      建立全体人类共有、全体法界共享的佛教，自始至终都应当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信仰，所以也应当自始至终都是当代及今后中国佛教要精勤努力的建设方向。（文：程恭让，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程恭让教授简介：

      学术职务

      1967年出生，199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2002年北京市哲学社科一等奖获得者，2004年评为首都师范大学正教授，2004年成为“教育部新世纪重要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5年评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2008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首人选”，2010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2010年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2012年南京大学博师生导师。

      兼任职务

      佛光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佛光学报》编委，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任，南京古鸡鸣寺梵语佛典研究中心主任，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云湖书院院长，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台湾华梵大学客座教授（2010年至2011年），清华大学宗教与伦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2004年至2008年），九华山佛教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宜昌寺庙